毛泽东思想有没有明确的内涵？
——写在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
50年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新中国第一个时代落下帷幕。而毛泽东死后，对毛泽东思想最有发言权的人消失了，后人针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内涵，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建制派、老左派、新左派、自由派、皇汉等对于毛泽东思想各有各的看法。不仅如此，不同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还有可能相互矛盾和冲突。
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否等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有没有明确的内涵？这些问题对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历史课题。在毛时代落幕五十年的今天，我从毛泽东思想与“实用主义”、“民主”、“国族（民族）主义”这几个方面浅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本文过于简短，论证非常浅显和不足，但其中每一个话题都可以继续深挖出非常多的内容，只惜成文仓促和本人学识有限，这里只作抛砖引玉。
毛泽东思想与实用主义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有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1]
邓小平格外重视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专门强调了批判“左倾”路线，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了出去。
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毛泽东思想呢？在中共一大之后，关于如何落实共产党党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的“农民运动“的方向，被当时深受苏联“城市路线”和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高层排挤。而毛泽东的这一“农民路线”可以说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政策，是从为获得农民支持的目的出发而制定的。邓小平格外重视这一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中单独摘出来，实际上就是为了给改革开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背书。
可以说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带有极强的政治要求和目的。成功地在不否定毛泽东本人的基础上，否定了文革，并利用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一旗号，为推进改革开发铺平了道路。
而《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是作如下定义和描述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2]
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描述是很清晰的：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甚至有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的两次结合”的说法，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定为第一次结合，而把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为第二次结合。可以说是在官方文件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重视实践”、“实用主义”的内涵。使毛泽东思想和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等指导思想完成了接轨，加强了党领导人合法性的延续。
但毛真的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或者说毛一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在论述之前，先区分实行“实用主义政策”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不可否认，就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也必须在一些时候向现实妥协，放弃一些“原则”，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当前问题的措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实行了“实用主义”的措施，但是不能得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结论。理想主义者也会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始终只是实现最终理想和目标的一个方法论，是不得不用的“下策”，一旦现实的压力消失，理想主义者会立刻取消“实用主义”措施，重新以理想主义的理论指导现实实践。而实用主义者则相反，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措施能否实施的主要因素就是其是否对于当前的状况有效、有利，只要满足条件，不管它是对“原则”多大程度上的背叛，不管它是否只是特定时期的选择，不管它将来可能的代价，都可以采取这种“实用”的措施。“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论就是“实用主义者”最好的诠释。
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例如在1953年，新中国完成了战后的经济生产恢复工作，抗美援朝结束，新中国取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此时如果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是最“稳妥”、最“恰当”、最“务实”的选择，刘少奇就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说：
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3]
毛泽东选择力排众议，提出向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3月，毛泽东在夏季财经工作会议结论的批示上写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
毛泽东不仅发起了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同时开始实行三大改造，在生产关系领域“大动干戈”，向社会主义过渡。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是很难理解这种“冒进式”的改革的。这样不仅风险巨大，而且对于“经济发展”貌似也没有明显作用，是一个短期看根本“不实用”的改革。
另一个例子是在1958年毛提出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5]），大跃进的目的很多，一是加强农村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两条腿走路”，试图改变苏联模式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二是毛感受到了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希望通过“赶英超美”与赫鲁晓夫争夺在“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三是通过大跃进，让普通人接触工业化技术，尽快培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成长的专家代替原来旧社会留用的“技术官僚”……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希望扩大社会主义在农村的生产关系占比，至于总路线则更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希望实现“跃进”式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毛泽东对于这“三面红旗”格外重视和珍惜，几乎任何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都被毛所批评甚至打倒。不管是1957年批评周恩来“反冒进”，争锋相对提出“反反冒进”，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毛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6]”，亦或是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批评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的“三自一包”[7]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截取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的发言以佐证毛对“三面红旗”这一理想主义旗帜的珍视：
现在有一部份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
单干从何而来？……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的反对进一步升级，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著名的口号，后称这一事件为“重提阶级斗争”。之后四清运动、文革中毛的理想主义例子更是多得数不清，群众路线、五七干校、炮打司令部、巴黎公社原则等等。可以想象，以上种种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措施都会被“实用主义者”鄙夷为“瞎折腾”。这足以看出毛泽东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使用过实用主义，事实上，毛泽东的实用主义一直到他离世都一直伴随着他的政策，很多运动形势的反复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后面会提到。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思想绝对不仅仅有“实用主义”，甚至“实用主义”的占比并不大。官方以及建制派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实用主义”更多是服从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历史事实。
毛泽东思想与民主
当今很多自称毛左（支持、拥护毛泽东的左派）的人对民主的态度分歧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民主尤其是普选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体现，是有悖于先锋队体制的，应当讲究民主集中制，并且民主应当服从于集中。而另一部分人则拿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被称为“文革宪法”的“十六条”[8]，其中第九条明确指出：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9]
以上的选举原则在“文革”期间又被称为“巴黎公社原则”。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原则”是相当看重“民主”的，这种“民主”的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所谓实行普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完全就是照着“巴黎公社”范本誊写的。而这一原则也符合马克思对“公社”的论述：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10]
那毛泽东本人对民主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比较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民主的态度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改变。
最典型的关于毛泽东是否支持民主的事件是“双百方针”与“引蛇出洞”。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也顺利进行，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一个所有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摆上了台面：如何保证执政党的清廉？如何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约束？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希望引入党外的民主人士作为监督中共的力量之一。但这也必然引发对执政党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起初毛泽东是很自信的：
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引者注：指双百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1]
但是随着双百方针的开展，越来越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的议题超出了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毛泽东起初只是希望利用双百方针揭发一下中共的阴暗面，批判一下官僚主义，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然而这种讨论很快上升到了对“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对“党天下是否合理”的讨论，这些讨论逐渐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程度。
一方面是毛泽东执政的根本——中共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是被毛泽东亲自动员起来的、议题越来越激进极端的民主人士，随着双百方针的进行，毛泽东被逐渐架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随着矛盾逐渐积累，毛泽东决定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击，在1957年发动了决定整个毛时代发展方向的运动——反右运动。这个反右运动当然与双百方针的初衷相悖，为了避免落下口舌，毛泽东只得以所谓“阳谋”包装他的政策，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由来：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12]
从毛泽东另一篇文章的措辞中，也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13]
可以看出，至少在文革之前，毛泽东一直把中共政权都稳固性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包括民主在内。民主只是毛泽东用来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变成刺向中共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尖刀，毛泽东就会优先选择保护他执政的根本，而放弃民主的追求。
反右运动，毛泽东的初衷只是打压提出激进议题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共官僚体制的推动下，反右运动走向扩大化，一切对官僚不利的话语和人都在反右运动中被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批判。从“双百方针”到“反右运动”再到“反右扩大化”，毛泽东一开始限制并批判“官僚主义”，扩大民主的诉求最终适得其反，在“反右扩大化”后一直到“文革”之前，“党委大于一切”、“反党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政治运动的潜规则。中共的官僚主义反而膨胀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毛泽东原来的民主承诺和愿景也不了了之。
然而在这期间毛泽东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限制，三年大饥荒后，毛泽东认为右倾思潮（此处右倾应指“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14]的政策）根源出在党内，发动“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理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身处一线刘少奇采取工作组模式，由中共高层直接派出工作组下农村基层“搞运动”，原本处理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清查贪污腐败的“四清运动”反而制造了更多冤案。刘少奇的工作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并不符合毛泽东心中的“群众运动”，“四清运动”成为了毛刘分歧的开始。
而毛泽东期望的“群众运动”是怎样的呢？“文革”与这种“群众运动”有什么关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15]
从中可见，毛泽东期望的“群众运动”，期望的消灭“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以公开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揭发中共的黑暗面，而这种形式的“群众运动”，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图景。
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无疑是对新中国前十七年体制的巨大颠覆和否定。新中国前十七年，或者至少是反右之后，中共的官僚体制一层压一层，每一层对下层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是一个严密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体制。可以说，“文革”是“双百方针—反右运动”后，毛泽东的又一次民主尝试。而这次的民主尝试，又不同于双百方针时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式，而是采取了更激进、更左倾的方式——仿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尝试把“民主”的权力下放给学生、工人以至全社会。而且不仅限于四大自由[16]的言论批评，更是把出现在宪法中，但是从来没落实过的“结社自由”下放给了基层群众。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主权力的下放是一步步开放的、受到限制的、甚至不久后又被收回的，并且带有极强的“恩赐民主”色彩，但这至少证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对“民主”是带有更加极端和激进的想象的。
然而历史并不是一本“爽文小说”，毛泽东也更不是历史的“主角”。不是说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的第二次尝试一定会成功。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巴黎公社原则”并没有完全和真正地落实在革委会的选举中，许多地区的造反派都被打压，不被承认，军队下场后这种“民主”更是被枪杆子挤压，不复存在。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民主”图景并没有如他所愿降临在中国大地上。而毛泽东也对造反运动导致的“天下大乱”失去了耐心，同时，激进的造反派也把矛头直指军队高层，引起了军队和造反派的巨大矛盾，对国家政权的稳固构成了威胁，各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毛泽东再次“背叛”了自己当初的“民主”图景。1967年，毛泽东打倒了极左造反派的党内代言人王力、关锋、戚本禹。1968年，毛泽东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17]，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接连发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被造反派打压的官僚借机扩大化报复，在事实上浇灭了曾经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可以说，随着“文革”运动的进行，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也告别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尝试。
所以，毛泽东本人对民主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或许没有确切的答案，甚至不同历史阶段的毛泽东给出的回答可能完全不同。
毛泽东思想与国族（民族）主义
由于中共多年的宣传和历史的惯性原因，毛泽东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天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因而许多民族主义者或国族主义者也常常以推崇毛、尊敬毛自居，最典型的例子是已故的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极具国际主义的人，无论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还是“三个世界”理论和对日本的态度[18]，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念中“世界性”是非常强的。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国族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同样认可毛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有作为新中国领袖的身份，并且中共的宣传教育也一直试图将毛泽东思想与国族主义绑定，塑造了“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叙事。同时毛早年也有很多具有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的表述，如1915年写的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那么毛泽东思想到底是国际主义更多还是国族（民族）主义更多呢？我认为前者更多，但仍然保留有后者的成分。首先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53年毛泽东做出了“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其中把大汉族主义定性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19]，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定性，可以说和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毛泽东又并非一个国族主义者，相反，他相当支持具体国家的人民站在历史正确的发展方向上看待“爱国主义”，例如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专门提及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20]
其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爱国主义”正确与否的判断始终由“国际主义”决定，“爱国主义”的价值判断服从于”国际主义“的价值判断。只有在“国际主义”上正当的“爱国主义”才被坚持，对于二战日本和德国“站在历史反动方向”的“爱国主义”，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地反对”。你可以认为毛泽东这段话具有“爱国主义”的成分，事实上当今对毛泽东思想也具有类似的宣传，然而必须认清，毛泽东的国族性一般都服从于世界性。
毛泽东的双重身份
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的概括有诸多的分歧，上述只是举了三个常见的例子。这不禁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定义和认识会存在诸多差别和矛盾呢？这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否等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这看上去是一个同义反复的问题，以一个人命名的思想怎么会不等于一个人自己的思想呢？这在历史事实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确不尽然。毛泽东思想这个专有名词在新中国历史和中共的宣传塑造中，已经超脱了历史事实的解释范畴，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了“正确”的象征。虽然至今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存在诸多分歧，但动机却几乎惊人的一致，都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都认为自己的解释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当我们在争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无论是实用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威权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本质是在问“到底什么才是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这个问题以及对“人民”一词的定义当然会随着派别的不同而不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难以被充满共识地定义的表层原因。
那么更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还是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原理很简单，如果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十分明确且一直不变，根本不会被留出解释引申的空间，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争论应当是很少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毛泽东早年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一直都在变，并且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对于怎样建设先锋队，怎样避免官僚主义，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过不同的回答。可以说，正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摇摆，导致了后人对毛泽东思想内涵定义的不同。
然而世上所有人的思想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变化，历史学上对于某个人一段时间思想的截取也是十分常见的研究方法，那为何毛泽东思想的分歧会如此之深呢？这就要牵扯到一个更本质的原因——毛泽东同时作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系统（官僚和人民）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身份的双重性。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从支持造反派到告别造反派，都反映出了毛泽东居于此位的两难。一方面，作为人民的领袖，他以巨大的理想主义色彩，不断地发动他心目中的群众运动，为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另一方面，作为官僚系统的领袖，他又必须承担官僚系统的维稳责任，尤其是官僚系统的军队成分。毛泽东多次强调军队的重要性，为防止军队政变而打倒贺龙、五七干校提倡向解放军学习、把“军队”视为自己的长城，正因如此，当造反派的烈火烧到军队时，他又不得不以官僚领袖的身份大呼造反派“毁我长城”。作为两个系统的领袖，毛泽东在很多时候都是在两个系统间寻求平衡，当一方越出了他的平衡底线，他就会想方设法打压。正因如此，文革的“朝令夕改”和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时代并未远去
或许仍然有人对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嗤之以鼻：都是上世纪的落后产物了，这些争论都没有意义，最多当当饭后的谈资和八卦，我们应当向前看。
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研究毛泽东思想，或者是研究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落幕距今五十年，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叫“五千年太近，五十年太远”，大意是说“中国人很熟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却对五十年前的历史知之甚少”。我不评价这种认知是否正确，但是这至少说明毛泽东时代并未离现代的中国远去，它依旧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当今社会。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把出版权力下方给了基层，留下了大量的群众组织的报刊，这些丰富的、承载着普通人思想的一手资料在其它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如果说当代的中国连数千年前的历史和文化都能进行挖掘研究并指导当今社会，那么研究与现代关联更紧密、时间更近、史料更丰富的毛泽东时代显然是一个更不会错的选择。
但是可惜的是，或许受到官方对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影响，如今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印象十分模糊，甚至掺杂了大量来自杂志和都市传闻的宫廷秘史段子，并基于这些段子形成自己的理解。这样模糊的认识和理解完全是在浪费这段宝贵的历史资源。毛泽东时代不仅是中国仅有的计划经济尝试，也创造了延续至今的官僚体制，同时还有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社会实验——文化大革命。如果只把目光挪移到各种“高层权力斗争”的宫廷段子中，那不管你对毛泽东时代是褒是贬，那都完全是在叶公好龙了。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资源十分丰富，我也远远没有达到“了解”的程度，我目前的资源也做不到“历史研究”。但是我也不愿只是批判错误的历史理解而不做出任何建设。我打算从重庆的文革武斗开始，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概述成介绍类的历史文章，也当作我自己学习历史的一个过程。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并未远去，它永远值得身处中国现代社会的人去学习了解，无论你此前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时代的态度是褒是贬，我都非常推荐你继续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不是停留在宫庭秘史的八卦，而是全面地了解新中国的来时路。
五十年，真的弹指一挥间。
注释
[1]: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5]: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6]: 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
[7]: 指“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
[8]: “十六条”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被文革史学者童小溪称为“文化大革命宪法”
[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0]: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1]: 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2]: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13]: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
[14]: 指王稼祥在大饥荒后“缓和外交”的政策，被毛泽东批评为：“这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简称“三和一少”
[15]: 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
[16]: 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7]: 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18]: 毛泽东有多处关于“日本人民”的表述，这里仅举一例：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对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说“日本人民是了不起的，压迫这种人民是一定不行的”
[19]: 毛泽东：《批判大汉族主义》
[2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